民国二十三年，红军战士曾广贵因跌断脚掉队了，连长把他交给水车村翟三二和翟顺发俩人照顾，给了他们两块光洋。后来钱用光了，他们无力再照顾曾广贵。我很同情这位十六七岁的小红军，自己虽然也很穷，但我决心要救他。于是我叫自己的徒弟翟太全把曾广贵背到我家里。

     一星期后，村长发现了曾广贵，天天带人来搜查，把曾抓去了。村长还逼我交出曾广贵的手枪来，问了我两三夜，我始终不承认有什么枪。后来村长把曾广贵押到乡公所关了十多天。副乡长翟畅文来威胁我说，你要是不交出枪来，就把曾广贵枪毙。我回答说：“枪没有，要枪毙就连我一起枪毙，先把我枪毙好了。”乡公所见威胁不成，就罚我9块光洋作为曾广贵的伙食费。罚款通知是乡警蒋超权送来的.

    后来，乡公所要把曾广贵送到外县去。我想，曾广贵的脚还未好，送到外县去必定是死。我告诉蒋超权，他送到半路后就让我接回来。我叫徒弟翟太全将曾广贵悄悄地背回来藏到我家牛栏上面。直到第二年3月，曾广贵的脚好些了，我才把他转移到邻居翟佑春后面的小屋里，又治疗了几个月。到12月，乡政府对红军的搜查松缓些了，我就叫曾广贵写封信回家去探问一下消息，看能否与家里取得联系。后来，他家里来了信。他父亲亲自来接他。遗憾的是，他走的时候我不在家，到大田村做木工去了，没能亲自送他。

   解放后，曾广贵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直到1971年才找到我的地址，和我通了信。从这以后，他每年春节前总要给我寄些钱来，至今总共寄了320多元。还写了许多感谢信，称我是他的救命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