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农历七月，尚未满20岁的刘发祥，和界首镇许多青壮年一起，被国民党征去全州县的凤凰嘴一带挖战壕，突然从北边过来10多个陌生人，他们问民工挖沟做什么，同伴们说是挖战壕，打红军。那些人笑了笑，拍了拍腰上的短枪说：“你们要打红军，我们就是红军，不是已经来了嘛！”民工们一看，见他们个个佩着枪，吓得丢下锄头铲子，转身就跑。刘发祥在挖战壕时被蛇咬了一口，跑在最后，红军喊民工“不要怕，莫跑！”大家也不敢停，直到那些民工跑远了，刘发祥才停下来，见红军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便和红军攀谈起来。红军和他谈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刘发祥第一次知道了红军是穷人子弟兵的道理……

  到这年农历10月底，红军第二次又从凤凰嘴方向过来了。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许多人都吓跑了，离开了界首镇，可刘发祥不怕，他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到界首后，首先就找到了刘发祥。刘发祥把看到的、听到的事全部说了出来：三天以前，界首镇和界首西岸都驻满了“国军”，每半里路都修有碉堡，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天一下子全撤走了，碉堡里也空空的……

  见他说得详细，一位姓朱的排长便叫他给红军带路。他们在界首镇上上下下跑了个遍，果然不见一个国军，只是老百姓全跑空了。

  朱排长和他的士兵们就准备在“三官堂”（文革时已改称红军堂）前边的湘江上架一座桥。叫刘发祥带他们去各家各户借木头和木板，老百姓不在家，就叫他记下各家主人的姓名，分别编号写上姓名，以免搞混弄错。以往国民党来驻扎，只要用粉笔在门上写一个字就行了，管你主人同意不同意，要住就住进来了，哪像红军这样亲热细心！刘发祥的胆子也就大了，带着朱排长四处跑，朱排长拿个记录本走后面，有人在家的说个“借”字，等主人同意了才借走，没人在家的，就在木头门板上写个名字再拿走。架桥的材料很快找齐了，再把原来渡口上的两只渡船撑来，冬天湘江的水很冷，可红军脱衣下水打桩，很快便塔起了两渡浮桥。

  跟着，朱排长又给刘发祥一个喇叭筒，让他到街对面的山上去喊群众回来，说红军不打人骂人，不抢东西，是穷人自己的队伍，还说晚上要演文明戏，分东西……在他的感召下，一些胆大的市民真的陆续回来了。

  三官堂南面不远处有座关帝庙，里边有个戏台是个小剧院，又叫“柴逢寺”，是节日里演桂剧和彩调的地方。当晚，红军的宣传队果然在这里演出了文明戏，内容多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观众虽不多，但也有好几十人，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中间休息时，红军领导便将白天从镇上没收来的五个资本家的布匹商品，和从附近十几家地主豪绅家的粮食和带来的猪肉分给观众。起先大家还有点害怕，等红军说明了这是富豪从穷人身上剥削来的东西，应该归还穷人后，他们也敢收下了。红军怎么知道谁是富豪呢？据说头年就有侦察员扮作商人来。这里卖过鹿茸，小本子上都记有姓名……有的观众先前还有些害怕，见别人领着东西走了，也就大胆地将猪肉布匹领回去了。

  第二天，红军的大队人马来了，三官堂便成了指挥所，刘发祥没有进去。朱排长仍请他当向导向群众宣传。上午，湘江下游兴田那边来了一个卖红薯的农民，一身破破烂烂。朱排长一见，便叫他将红薯倒到屋子里，到湖南会馆附近那家富豪的粮仓里去挑谷子……许多穷人都在那里分得了粮食。

  红军又在镇西边的大路口架起了砖灶，煮起饭来，凡经过的红军都装一包饭，带上一包，边走边吃往西去了。这时，界首并没遇到什么国军和民团，只有国民党的飞机在头上丢炸弹，打机枪，湘江水面溅起一朵朵浪花，死伤了不少红军，桥也几次炸断，一颗炸弹落在三官堂前的空地上，墙上还留下了许多弹眼，因飞机厉害，红军指挥部里另一些指挥人员便撤到堂北不远处的枧底村去了。后来听说，彭德怀在三官堂坐镇指挥国，朱总司令就在枧底村指挥红军渡江。

  红军足足从浮桥上过了三天三夜，听说全州和灌阳的国军都在追红军，仗打得很猛烈，界首也派了一队红军去光华铺和飞龙殿阻击从兴安方面打过来的国军。枪声成天在响。尽管这样，但红军并没有乱，一个个都很守纪律，不乱拿老百姓一点东西。第三天，听说有两个红军进店铺去抢东西，被红军领导发现了，一问，原来是两个从麻市混进来的浪仔，他们想冒充红军到界首发一笔横财，问清后，为保护红军的声誉，红军便在三官堂后面田里把他们枪毙了，老百姓这才弄清了真相。

  三天后，红军的大部队过完了。朱排长也要走了，便叫刘发祥带着去还东西，还把从老百姓家借来的木头、门板若被损坏了的，折价算还给主人。他记得，扛木头时，碰坏了人家一块门板，朱排长还折价赔了钱。架浮桥时，一名士兵扛着木头从码头走过，正碰见一个妇女在码头洗鼎锅，那木头尾巴把鼎锅碰倒，打烂了，朱排长也立刻按原价赔了款……三天中，红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了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道理。有一首红军歌里有两句话，他永远记在心里：“穷人是我亲兄弟，富人是我对头人……”

  陪着朱排长还罢了借来的东西，刘发祥有些依依不舍，朱排长用一张纸给他写了张证明：证明刘发祥在红军过界首时给部队做了很多工作，叫他好好保存。然后，朱排长他们也上路了，刘发祥一直将他们送到百里村后的梅子坳，五福关才含泪挥手告别。

  朱排长写的那张字条刘发祥一直珍藏着，直到1974年广西民族学院的师生来征集革命文物时，才将它献了出去。朱排长没有回来，但红军待他的往事和他对红军的怀念却一直记在心里，直到去年辞世，他还叨叨地诉说着。